教育资源,不患寡而患不均
黄泳康
电影《一个都不能少》,是导演张艺谋改编自施祥生小说《天上有个太阳》的一部作品,故事情节不算新颖,拍摄手法也只是平铺叙事。这是一部经典的“张艺谋式”影片,纪实的风格在电影情节乃至人物表演上皆没有商业电影的张力。
一、电影形式
显然,张艺谋导演在构思这部电影时受到了20世纪40年代的新现实主义电影运动的影响,采用非职业演员、全实景、大量自然光以及远景和固定镜头,保持了对非科班演员的空间感和完整性,体现着张艺谋导演对于节奏和镜头的把控力,现实主义的风格至纯至朴;场景调度、剪辑和配乐的运用也十分出色。然而,除了艺术特色,该影片更大的意义在于对社会现象的洞悉表达。
二、镜头与色彩
影片开头,导演用了几个中景推远景的镜头,在观众的视角出发,进入电影的世界,接着用人物对白开始让观众了解人物和故事背景。开篇为电影节奏定下一个缓慢的基调,角色台词对白是这部电影讲述故事的主要手段。优秀的电影就是这样,用几个镜头、几句台词就能把背景交代清楚。
全片色彩大量使用暖色调,无论白天的外景黄土反射阳光、教室没有窗户而被阳光直射,还是晚上孩子们睡觉前的暖黄灯,都在刺激观众观感,强调黄色与山村落后、破旧的联系。魏敏芝和学生们穿的五颜六色的衣服,透露出纯真和朝气的存在。其实魏老师与学生们的服装相似也能看出才小学毕业的魏敏芝跟学生们并无异样。从魏敏芝去县城的路上开始,乡村的土黄,连通县城的绿色大道,到县城里的白日阳光(白光),三种颜色过渡和对比十分明显。尤其是县城对比乡村,同样的白天,县城的阳光明媚和城里人不算崭新但整齐的西服与乡村的落后的土黄、一整部电影都没换过的破烂的衣服形成鲜明的颜色符号对比。
这样的设计手法把人物特征融化在色彩中,为一部现实主义电影最大程度地保持美学特征,避免流于表面的表达形式同时不会晦涩难懂,没有脱离电影表达的实质。
说到这里,不得不说张艺谋导演对于一部电影的色彩美学掌控十分出色,他早期执导的《红高粱》《大红灯笼高高挂》《秋菊打官司》《活着》等作品对色彩的运用已经别有一番“张式”韵味。横向对比来看,本片虽说不如上述影片的色彩对比强烈,但保持着一贯的手法,将色彩冲突和乡俗文化相融合,同样做到了用色彩讲故事。
影片中唯一一处魏敏芝睡觉的镜头,她跟她的寻人启事一样是待扫的“垃圾”。令人无奈的是,在影片中这似乎是必然的,进入代表现代社会的县城,一切都需要金钱来支撑,街边的大排档客人,街上的交通工具都跟魏敏芝无关,却在电影镜头里无处不在,无一不显得乡村出来的她格格不入,赫然像是一名“穿越者”。现实生活中何尝不是这样呢,总有人拼命往大城市里挤,却只能在钢筋水泥中苟活,阶级的差距让他们成为别人眼中的垃圾,成功者寥寥无几。
从记者跟张慧科得到问答当中,不难看出张慧科的认知里没有对现代事物的概念,无法形容那些“五颜六色的东西”是什么。落后山村里的人们很少有机会接触先进的事物(或思想),自然也对所谓的“好东西”没有概念,美好的事物只有在黄土里代表美好的花。“要饭”是张慧科作为一个“乡下人”进到县城后最直观的感受,其实这就是当时大多数乡村人民来到县城的命运,出卖最多的时间体力赚取最少的薪资,向资本“要饭”。
山村人民进城既显示了个人的困境,又隐含了时代图景。电影世界里,城市在乡土文明意识中是罪恶之地,而进城就被物质文明包围,大量的色彩对比从精神上展示了乡土与城市的深刻矛盾。
总的来看,整部电影场面调度十分自然,大量采用自然光是一个重要的特点,这使得电影更加纪实,用很多远景固定镜头在观众的视角讲述故事。影片没有强硬把某种理念灌输给观众,而是通过镜头语言、色彩对比以及淳朴的表演把所要表达的价值观传达出来。
三、诟病之处,理想化的作品
影片处处体现着农村的贫苦,在观众的角度来看没有很好的解决办法,但影片中所有的困难却被一个电视台台长的怜悯所解决,这个情节充分体现着阶级差距的夸张性。当观众的视角聚焦在农村孩子身上时,有谁能想到仅仅是一次误打误撞的会面以及一个人的恻隐之心就能让一群吃不饱穿不暖面临着严重教学资源问题的孩子得到救助。在现实中处在上层的“台长们”是否个个都会跟电影里一样善良呢?电影可以没有坏人,电影可以有意料之外的逆转,现实生活却不能“机械降神”。
张艺谋导演在面对现实矛盾时过于理想化,影片最后在孩子们往黑板上用彩色粉笔写字中结束,似乎他们对于未来还有无限的向往,一个十分浪漫的结尾。但是,张艺谋导演可以给自己的影片抹上一层浪漫主义的色彩,却难以把梦幻般的结局带到现实当中。
四、跟随电影看问题
作品里,张艺谋导演直接反映了当时中国农村教育的状况,破陋不堪的教室,残缺不足的教学设备,教学每天只能用一根粉笔,教室里连个时钟都没有,只能靠太阳光推测时间;学生随时面临辍学,乡村无法获得优良的师资力量,这些情节都直面渗透了深切的人文关怀。在无粉饰不雕琢的状态下,向观众诉说着远离当代都市的优缺点——民风的淳朴与人性的善良,对追求的执着但又屈服于现实情况下的无能为力。我们该如何面对这种荒谬?影片上映于1999年,而二十三年后的今天,农村教育问题依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在当今教育大背景下,乡村教师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远远比不过发达地区。影片中,一张进城的单程车票就要二十块钱,而魏敏芝一个月的工资钱才五十块钱,2021年高校毕业生规模已经高达909万人,愿意进乡村支教的人数寥寥无几,问题的根本还是乡村教师待遇相比城市教师要差很多。既然已经不缺高校毕业生,那么政府就要尽可能提高乡村教师的基本待遇,对偏僻、条件艰苦的地区给予更多的补助,尽力减少城市对人才的虹吸。诚然,工资待遇很重要,但同样重要的是要重新唤醒教师的教书育人之魂,正确培养和了解教师这个职业的意义和价值。这也是影片想传达出来的一个重要的精神,困难再大,也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最后,希望我们都能真正为中华崛起而读书!
(黄泳康,文化传媒学院2019级汉语国际教育8班,本文荣获2022年第六届广东省“学问杯”影评大赛优秀奖,指导老师曾文鑫。)